2020春季 第66期专题
乡村建设：从全球性到地方性，从建造实践到社会实践
CVSZ 2020 Issue 66
Countryside: Global vs. Local Territory, Architectural vs. Social Practice
单元策划/选片人：吴月 | Yue Wu
文/专题 题引人：高雨辰 | Yuechen Gao
本期讨论内容| Discussion Questions
当今中国建筑师的乡建实践如何在全球化和地方性的语境下定位？两种乡建方法分别有何优劣性？哪一种方法更适合中国乡村社会的长期发展？
怎么样的乡村建设才是乡村需要的呢？“乡村美化运动”带来旅游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是否也加剧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瓦解？
改变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后才能开始真正的乡村建设吗？这一基层将怎样发生变化又将怎样重建呢？
专题概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建筑师投身于乡村建设之中，在与城市环境完全不同的土地上展开实践。曾经研究癫狂城市的库哈斯Rem Koolhaas也将未来的研究视野锁定在乡村之中，今年初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展览《乡村，未来》引发一场全球性的对于乡村的讨论和思考。
01 两种方法：全球性和地方性
在展览《乡村，未来》中，全世界各个地区的乡村被并置在同一个展厅，乡村不再指代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某一个村庄或者某一片土地（Territory），也不再具有具体的文化属性。相反，乡村成为了一个指代所有乡村的名词，一个广谱乡村（Generic Countryside）。
库哈斯将乡村看作一个全球性的领域（Global Territory），试图为乡村创造一种单一的样式（style）和图像（Image）。只有脱离任何具体的语境和文脉，样式才能够被确立，进而可以被拿去横向的比较。而乡村的样式化和图像化，在当今时代又合理的演变为一种乡愁（nostalgia），在经济上推动旅游业在乡村的发展。简单举例，在中国的很多案例，文创成为乡村振兴的最佳拍档。而文创的本身就是一种图像化，投射乡村之外人们对于“回不去的故乡”的情感，通过设计和创意，将某一乡村的文化转变并且输出成一种消费品。许多的乡村民宿也同样在提供这样一种体验式消费。然而在当今网络信息时代，人人获取信息的机会平等，乡村的人也对外界产生很多图像的投射。自媒体博主“史里芬”用短视频记录了很多乡村中所谓的“猎奇”建筑，比如某一村的富户请建筑师建造的北欧式城堡，这些视频引发了很多网友对于乡村审美的讨论。但是本质上说，这不是一个美学之争，而是全球化语境下外界对乡村图像化的投射与乡村真实图像的错位。
与全球性思维不同，乡村建设的另一种方法是绝对的地方性（Localize）。以台湾建筑师黄声远为例，他在宜兰耕耘几十年，常以拖鞋背心草帽的家常打扮穿梭于宜兰的县城村镇。他将工作室驻扎在宜兰的乡村，并命名为田中央工作室。他的建筑实践范围仅限于以工作室为中心，车程30分钟以内为半径的区域内。
也正因为他的所有实践仅仅对车程30分钟以内区域的文脉以及社会环境做出回应，这使得他的实践是完全反图像化（Anti-image）的。他的建筑没有对乡愁的形式演绎，而是对真实的日常生活的直接回应。他善于以建筑师的角色与政府沟通，用设计的方式维持乡村的生活本质。这种坚持，使得他的不少建成作品，因为不上镜或者不完整等难以被视觉消费的原因而被各类传媒自动忽视。然而，他也为处于艰难困境的乡村建设树立了成功的哲学范本：“宜兰就是宜兰，不疏不密，城不是乡的下一步，乡也不必为了城扭曲。”
02 中国乡建的缘起与现状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这样开篇。这里的乡土性很好的概括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逻辑和传统文化的特点， 也同时解释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相较于城市中更为清晰的公民意识和团体格局，中国大部分乡村仍然保留着以差序格局为核心的伦理秩序，这使得乡村建设的实践变得极其复杂。中国的乡建缘起于上世纪初，不同于如今以建筑师为主的乡建实践，在当时更多的是以社会学家、思想家为主的实践，比如梁漱溟在邹平的社会实验，以乡农学校为教育基础，通过政教合一的制度推动乡村社会的结构重建。这里需要点明的是，乡村建设在上世纪初是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或者是一种制度建设来进行的。梁漱溟曾倾诉“两大难处”：其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其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时至今日，这些困局仍然存在。但是当今乡村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与上世纪初有了巨大的变化。在社会学方面，中山大学吴重庆教授所著的《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是继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概念后，对于今日中国农村社会特征的新定义，也是对《乡土中国》中诸多观点的时代呼应。在乡村实践方面，实践者的角度从社会学者转向建筑师、艺术家们：王澍的文村实践，欧宁和左靖的碧山实践，徐甜甜的松阳实践，黄印武的沙溪实践等等。
03 从建造实践到社会实践
乡村社会土壤的特殊性，使得乡村实践变得极其复杂。建筑师也从最开始的建筑实践，慢慢转向一种社会实践。这样一种实践范围和深度的扩大是乡村建设的必然趋势，使得建筑师不再仅考虑单一的建筑，而是更注重空间与社会的整体性和空间与生产的长期性。以欧宁和左靖发起的碧山计划为例，探索集合土地开发、文化产业、特色旅游、历史保护、有机农业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的乡村建设模式。然而，这一“乌托邦”式的乡建计划并没有成功实现。其中有很多对于“乡村自身在整个过程中失声”的质疑。这种质疑有对其实践方法的批判，但客观来讲，费先生的乡土中国中有乡绅一角，而当代乡村社会是无主体的。乡村的空心化使得留在村里的居民很难去进行群体决策，难以发出一个统一的声音，而实践者也很难通过自身的参与去建立一个文化生活共同体。我们不能因此就下结论说一个乡村实践的失败或者死亡，而是应该看到背后的核心问题。碧山计划之后，左靖和他的团队通过长期的耕耘，又发起了景迈山翁基以及茅贡计划：将这些地区村民的民生民情、日常社会关系和精神需求，也就是在无数岁月的沉淀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加以整理、研究、表达和展示。在视觉、具体物理空间和社会心理各层面上加深村民对本地区的人文和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美学等多方面的资源的认知。
本次专题希望通过设计者，实践者，社会学者的不同角度，对当下中国的乡建运动进行归类和探讨。当今中国建筑师的乡建实践如何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语境下定位？全球性和地方性这两种不同的乡建方法分别有何优劣性？ 哪一种方法更适合中国乡村社会的长期发展？是否存在一种折衷（Eclectic）的方法？
费先生在《乡土中国》谈文字下乡中提到，文字是现代化社会的工具，但在乡土社会中，“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因为在熟人社会中，人们通常面对面的接触，并不需要文字来记录或者交流。但费先生并非说不必推行文字下乡，而是认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如果这里将“文字”转换成“乡建”，似乎也同样合理。
这使得我们需要谨慎介入乡村的方法和角度，避免图像化的投射忽略乡村社会的特殊性。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样的乡村建设才是乡村需要的呢？ 通过一场“乡村美化运动”带来旅游业，的确为乡村带来了经济效益，然而从另一方面是否也加剧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瓦解？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变化了之后才能开始真正的乡村建设么？那这一基层将怎样发生变化又将怎样重建呢？
【本期讨论相关影片及阅读】
书籍｜Readings
费孝通 |《乡土中国》
周榕 |《建筑师一种陪伴——黄声远的在地与自由》
黄声远，田中央工作室 |《Living in Place》
库哈斯《乡村，未来》古根海姆美术馆展览
Oliver Wainwrigh
‘The countryside is where the radical Changes are: Rem Koolhaas goes rural”
The Guardian, 11 Feb 2020
《乡村，未来/Countryside, the Future》
碧山杂志书系列
《碧山12：建筑师在乡村》
《碧山13：建筑师在乡村续》
《碧山02：去国还乡》
《碧山03：去国还乡续》
碧山记录短片
《返乡》2014 导演孙云帆、汤丽莉
关于碧山乡建的采访
《在地与离村：左靖与他的乡建实践》
乡村建筑猎奇vlog
《造价七个亿！山东建成全球荒废最快的城堡》2019 史里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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